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23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581篇原创文章。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过去以财政和货币创造需求的“稳增长”模式已经不够，中国需制定一个“经济全面振兴计划”，方能应对当前的严峻局面，并在危机凝结的共识下顺势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计划中，休养生息，放权让利，放水养鱼，激发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是主要方向。很显然，财政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过去“财政砸钱+货币放水”的传统刺激模式已经收效甚微，一旦通胀起来，滞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将更加艰难。

　　防疫战是一场全民战争，符合战争的基本特征。为了打好这一场战争，为了保卫十四亿人的生命和健康，中国的经济和民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疫情三年，广义口径共消耗和牺牲了几十万亿的财政与GDP。且迭加已有的周期性下行与各项治理政策冲击，形势的严峻性及恶化趋势近乎历史罕见。衰退，失业，收入下滑，财富缩水，社会矛盾激化，基层财政重负，地方债务违约等问题，已经到了“危机应急管理”的地步。如果不能及时力挽狂澜，很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系统性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经济全面振兴计划来恢复社会正常运转和健康稳定。这个全面振兴计划类似于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重建和振兴计划，上世纪70年代大滞胀后的里根经济振兴计划，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

　　如果说政府和国企在防疫战中起到了稳住基本大盘的作用，那么民营企业应该在“战后重建与复苏”中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当前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压舱石。尤其是在吸收就业和激发创新方面，真正体现出现代经济的内核：人本主义，或者我们说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不只是宏观话语体系和叙事建构，而是需要从微观层面来体现，那就是对人的生存保障（就业）与价值实现（创新）的尊重。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来看，每一次大周期的经济复兴，依靠的都是民营经济或准民营经济。

　　经济全面振兴计划与传统的稳增长政策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依靠的动力机制上，传统稳增长以财政投资和货币宽松为主，依靠的是政府“撒钱”形成的宏观动力，是自上而下的短期经济刺激；全面振兴计划以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修复为主，依靠的是自下而上的市场主体微观动力，结合中观上的新型城市化与都市圈，宏观上的统一大市场与新型全球化，形成“消费-生产-投资-经济增长”的良性动力结构而不是相反，最终的目标是将中国经济打造成以内需为主的消费型社会，一个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现代社会。因此，经济全面振兴计划是一个以激活微观动力为主，“微—中—宏”有机联动的系统生态工程。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更加微观的企业和家庭，以其行为科学为指导制定经济政策，才能真正做到立足长远、精准施策。中国当前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战后重建，同时也站在更高的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之上，各项政策需要持续下沉，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不能再“两张皮”，宏观看上去很美但微观上却充满“时代的一粒灰尘” ，这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经济全面振兴计划应该从微观的家庭和企业复兴入手，自下而上实现“家庭消费—企业生产—经济复兴”的良性循环。

　　其中市场经济活力的回升是基础，激活“休克”的民营企业发展创新动力是关键。疫后经济全面振兴过程中，民营企业最需要两种能力，一个是战略管理能力，一个是危机管理能力。比亚迪是战略转型成功的典型案例，长期坚持的新能源汽车战略终于在疫情期间大放异彩。复星集团将危机管理与战略转型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在“瘦身健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顺势完成了“全球家庭消费产业”的战略转型，具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需要看到，尽管中国经济在防疫战后面临历史罕见的严峻局面，但是中国经济也已经长成了一片森林，一种生态。在这个森林生态中，经历了几十年市场经济残酷考验的民营企业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最宝贵的“森林物种”和经济生态资源。

　　当前去全球化的恶劣国际环境中继续深度全球化的民营企业集团，无论是华为、联想，还是复星、比亚迪，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敢于亮剑”，充分代表着中国企业的现代形象。尤其是深耕C端的跨国民营企业集团，比如抓住全球家庭消费产业未来趋势的复星集团，在医药、文旅、品牌零售、保险等国际市场领域深耕细作，疫情期间顶住各种压力逆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复星集团也是本次中国抗疫的主力军之一，其推出的“一苗一药”产品组合，在抗疫中起到了显着的作用。这些龙头民营企业在疫情期间逆势取得的成绩，对当前恢复民营企业信心，全面振兴“战后”的中国经济会起到巨大的提振作用。

　　而且，这些全球化经营的民营企业集团，可以更好的在世界展现中国开放、文明的现代形象，更好的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对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商务环境、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华为集团全球20万员工为全球30亿人提供服务，腾讯集团的微信海外用户已经突破两亿人，复星集团全球近8万员工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家庭消费产业布局。这些跨国民营企业在日常的业务经营中体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

　　防疫战后，微观基础遭受重创，外循环动力正在衰竭，传统的以宏观总量为基础的稳增长政策已难以维系，迫切需要制定一揽子振兴计划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GDP同比增长3%，是近几十年来继2020年后的第二低。从当前各项指标来看，经济下滑的趋势还没止住。虽然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各项经济活动快速恢复，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经济下行与以前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需要应对的不仅是周期性因素，还有很多复杂的结构性、突发性、外生性、长期性因素。尤其是三年抗疫，受到打击的是微观主体的身心健康，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这些在以前的下行周期中是很少遇到的。以前的经济下行周期主要是宏观上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主要是周期性问题，即经过一段去库存、去产能后就恢复过来。因此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稳经济大盘，需要站在战后重建的角度，制定经济全面振兴计划。

　　1， 三年抗疫全国处于集中动员状态，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三年保持精神高度紧张，随时听着“空袭警报”准备应对封控，正常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在心理上留下了“伤疤”。

　　2， 战争是资金密集型的高消耗、高周转率产业，三年抗疫付出了巨大的财政资金。与其它国家不同，在与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采取的是全民免费检测、免费隔离、免费治疗的“人民至上”方案，基本全部由政府掏腰包，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战疫花了十几万亿医疗支出资金，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3， 与周期性下行不同，三年抗疫冲击的是微观主体，造成企业上游无法正常进货，下游无法正常完成订单，库存管理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大量企业关门停产、破产清算，市场主体批量减少。居民在面对收入下降和失业的压力下，更是不敢消费和投资。

　　4， 抗疫过程中的外生冲击是结构性的，对下游产业、消费端冲击最大，交通、旅游、文娱、电影、住宿、餐饮等行业受到的打击最大，而这些行业又是民营企业密度较高的行业。

　　5， 抗疫战造成的副作用和连锁反应较大，比如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抗疫政策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前期病毒致死率高的时候采取严格防控的政策，避免了千百万人的牺牲，并为全球保护和稳定了供应链，在其他国家在饱受病毒肆虐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的时候，中国发挥出了世界工厂的作用为全球提供物资和日用商品。但是到了后期，其他国家逐渐软着陆回到正常状态，中国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依然采取严格的封控政策，这样就导致产生了中国与世界无法正常往来的“孤岛效应”，加剧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因此这种“战争”因素造成的经济下行机制也就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疫情是自下而上的冲击，严重损害的是微观基础，即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供应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居民和家庭的消费和投资活动等。再迭加2021年以来各项严厉的行业治理政策，房地产问题造成了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这些都是微观和中观层面受到的长期损害。这些伤害是无法完全用总量手段救治的，比如总量上的货币宽松和降息政策，恐怕企业也没有多少借贷意愿，他本来是想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表率的，因为它的资产的公允价值大幅下调了（主要是房地产价格）。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政策层想继续利用总量刺激手段恢复经济，条件也基本不允许了。一是战疫造成的财政赤字缺口异常巨大，已经没有充足的预算继续搞大基建了。二是货币宽松了近两年，全球利率中枢都在抬升的情况下，加上通胀压力隐现，继续宽松的空间也不大。况且，经济似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即使货币继续宽松，也难以刺激出增量的需求，大量的资金只能淤积在银行系统的账上成为“死钱”。数据显示，2022年新增居民存款17.8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说明居民和家庭既不消费也不投资，只增加预防性储蓄。这些都是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解决不了的。

　　疫情三年，对不同性质的市场和经济主体的冲击也不一样。国企由于规模大、信用高、订单稳定、现金流充足，受到的冲击较小。民企却不一样，受到的冲击较大。尤其是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三年疫情就是试金石，能存活下来并且逆势增长的民营企业，都是具有较强竞争力，可以实现基业长青的企业。因为能够扛过疫情这样的惊涛骇浪，就像经历过千锤百炼的“长征”，只有足够强大的强者才能做到，何况还是逆势增长。

　　比如比亚迪集团抓住全球能源结构大变局的机遇，加快推动汽车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前三季度营收增长了一倍多，利润增长了3.56倍；复星集团的家庭消费产业战略在疫情期间业绩显着，企业经营利润同比增长35%，海外业务总收入也逆势增长31%，尤其是海外文旅板块强势复苏，旗下Club Med2022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3倍。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在形势面前都是弱者，相反大部分是强者。这些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民营企业，经历了各种市场经济的残酷考验和意想不到的严重危机，他们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大潮中的“老兵”，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稀缺又珍贵的“物种”。同样，这些民营企业在接下来的战后经济复兴中，也应该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认识到这些，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中国不能也无法再利用过去基于总量的传统稳增长手段恢复经济，迫切需要转变政策理念，从战后重建和修复的角度制定一揽子经济全面振兴计划，在财政和货币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充分动员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力量，来应对当前“三重压力”迭加多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冲击的危机。尤其是，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61年以来第一次人口负增长，巨大的人口悬崖危机已近在眼前。我们应该抓住这次危机塑造的共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智慧中寻找思路，制定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全面振兴计划，才能真正促进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制定疫后经济全面振兴计划，以改革开放的精神解除压制中国经济优势发挥的体制束缚，赋予民营企业充分的安全感和主力军地位，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型、要素型社会向消费型、创新型社会转变

　　一方面，要看到中国抗疫战后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积累的财富和底牌。四十年来，中国先后完成了市场化、工业化、货币化、全球化、城市化。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一个介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后发展经济体”。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后发展经济体的特征是原先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依靠债务扩张拉动投资——逐渐枯竭，整个经济体系需要从投资型、要素型社会向消费型、创新型社会转变，否则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的，在推动经济模式变革的主体上，也应该由政府和国企，转变为市场和民企。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转变？因为中国经济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简单经济体，而是已经进化为工业门类最齐全，中高度城市化、货币化水平，不计其数的商品和服务，不确定性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等的复杂生态系统。这类似一个大型热带森林系统，生长着十万种生命体，这些生命体之间又有百万计的各种依存关系。在这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必须承认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让这个生态体系中最有生命力、最有敏感度、最具修复韧性的物种成为生态中的能量交换关系枢纽。在中国当前的后发展经济生态体系中，能作为主导主体和决定性力量的是自发性的民营企业和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当前疫后经济的全面振兴，也只能依靠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因为政府和国企在抗疫战中几乎耗尽了能量。

　　大疫三年， 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推动这种经济社会变迁的黄金窗口期。因为中国比较成功的深层次改革，都是危机倒逼的，只有危机才能形成改革共识。因此经济全面振兴计划，是立足于中长期的深层生产关系改革，需要依靠民营企业发挥市场化优势充分动员中国的各种资源，顺势推动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在应对防疫战后的严峻局面过程中，顺势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再上一个台阶，赋予“两个毫不动摇”更高、更新的时代涵义。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充分理解消费型、创新型社会是制定发展战略的前提，企业的产品应该注重2C，或者2B2C。即使是上中游民企，也要有2B的服务化理念。

　　要做到这些，需要在充分应对危机的思想准备的同时，看到中国经济独特的优势。在后发展时代，中国具有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没有的优势和底牌。当前的局势下要促进经济全面振兴，不能总是用过去的经济刺激政策，要想想如何利用好中国的这些优势，把大国经济的一手牌打好。事实上，当前经济复兴最需要的并非如何发挥这些优势，而是消除这些优势进一步发挥的制度障碍，所谓的“改革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的问题。这些需要体制改革释放的优势主要包括：

　　1，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在“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现代经济体系里，人口数量非常重要，规模经济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呈指数级发挥。中国国土大小与欧洲差不多，但欧洲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货币基本统一，但是在法律、语言、文化、财政、政策、理念等层面存在重大差异，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发挥存在先天障碍。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具有统一的语言、货币、财政、法律体系等，具有统一大市场的先天优势。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还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只要在法律、市场规则、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标准化、一致化，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还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2，世界最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中国的铁路、公路、机场、城市及城市群、通信网络、能源网络、物流设施等基础设施世界第一，远超第二。这些都是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一步，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产能的真正释放，还需要软件基础设施即体制层面的配套完善，才能真正体现“政府搭台、民营企业唱戏”的社会主义经济独特优势。疫情三年，这么大的国家资产长期闲置，导致经济下滑严重，因为这些基础设施也需要较大的折旧和债务成本。在疫后经济全面振兴过程中，需要发挥民营企业的高周转、高效率优势，充分的释放中国的基础设施优势。

　　3，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制造业底蕴最深厚的优势。从制造业附加值在中国和世界的占比来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国家，所谓世界工厂。四十年来，中国积累了深厚的工业底蕴，培育了数量最多的产业工人和管理者，形成了最为完整和稳定的产业链。但是疫情三年，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外迁，产业链转移，人工成本高企等问题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只要在这方面针对问题进行体制改革，中国的制造业会很快复兴，中国的疫后经济也会全面振兴。

　　4，受大学教育人口数量最多的“人才优势”。中国当前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超过2.1亿人，高居全球第一。但是教育产业化依然相对滞后，大学毕业生与现实就业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缺口，造成巨大的结构性人力资源浪费。随着中国人口增速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快速提高，人口红利会快速消失甚至转变为“人口负债”。但是通过教育现代化、产业化改革，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国人力资源大国的要素潜力，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5，区域差异落差形成的增长动能，以及区域要素集聚效应进一步发挥的优势。中国国土辽阔，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较大的增长势头。通过改善区域间增长差异，还可以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经济全面振兴计划不应该，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这样的传统方式，因此应该在束缚区域间增长差异的体制因素上下功夫，可以更好的推动疫情经济的全面振兴。

　　6，民营企业敢想、敢干、敢闯的微观动力优势。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世界上最抗折腾，最能干脏活累活的企业，也是最勤奋最有闯进和干劲的企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这么多奇迹的微观基础。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要给民营企业足够的安全感，要有长期稳定的预期。疫情三年，民企倍受冲击，信心几乎到了低谷。在这种情况下，站在现代经济思维和服务型政府的角度，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长期的生态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治理现代化），赋予其在经济全面振兴中的主力军地位，会大大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在经济全面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来，高层史无前例的推出各项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文件和政策。党的二十大以及各种高层会议多次提到要坚决支持民营企业和民业企业家。上海市在这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政府牵头组织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在内，多家政策性和股份制银行参与的8家银行，与上海龙头民营企业复星集团旗下的复兴高科签订了120亿元的银团贷款协议。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在用实打实的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也说明复星集团等民企的发展转型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疫情三年多时间，中国银行业共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十几万亿元，使民营企业在稳住经济大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前，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福耀玻璃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张裕公司董事长周洪江，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等民营经济领军者曾集体亮相央视财经，共线民营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前景与信心。宗庆后、曹德旺、郭广昌等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民营企业充满了干劲，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春暖花开”。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来自于把改革开放和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落到实处。下一步，随着疫后经济活动全面恢复正常，民营企业在经济全面振兴中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微观层面激活家庭消费和民企经营动力，中观层面发挥新型城市化和区域都市圈的空间积聚效应，宏观层面强化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激发“休克”的民营企业是主要抓手

　　疫后经济全面振兴计划的内核思想是“文景之治式”的休养生息、放权让利、放水养鱼。在具体行动上不同于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是一套打通“微-中-宏”、链接“政-企-民”的系统性生态工程。

　　总体来说是“微观层面激活“休克”的家庭消费和民企经营动力+中观层面发挥新型城市化和区域都市圈的空间积聚效应+宏观层面强化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

　　这套计划类似于罗斯福新政和邓小平改革，是从微观层面的问题入手推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释放中国经济本就存在的各种优势和潜能。顺应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让民营企业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平台和制造业产业体系中，充分利用人才红利和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在新一轮数字化、工业化浪潮中推动产业升级，挖掘中国后发展时代消费型社会的需求潜力，促进疫后经济的全面振兴。

　　微观层面激活“休克”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积极性是整个计划的核心。疫情期间，经济活动持续受到影响，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且还普遍下降。房地产市场和房价萎靡不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即资产端的公允价值下降，但债务保持刚性，导致家庭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以至于2022年新增居民存款近18万亿元创造历史。这些钱既不消费也不投资，可以说是“休克”的资金，说明家庭的信心跌到了谷底。企业也是一样，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下已经大幅降低经营和投资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振兴计划应该大幅推出休养生息的政策，包括大幅松绑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价格恢复平稳，家庭和企业便迅速修复资产负债表；增强保护民企权益的法律服务，坚决杜绝侵犯民企利益和企业家私人财产事件的发生，让“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以法律的形势确定下来；推出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破产法，减少僵尸企业的数量，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居民和企业的再分配负担，继续降低企业税费和用工成本，发挥“放水养鱼”的效果；借鉴深圳的做法，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持好政府与企业的距离，更多的是“无为而治”、“不折腾”，让民企有休养治愈的时间。用实际行动打消民营企业的顾虑，可供优先参考的做法是树立支持龙头民企稳健发展的典型，因为其他的民企都盯着这些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大型民企。上面提到的案例，上海市政府牵头8家银行为复星集团提供120亿银团贷款就是一个案例，这样的示范行为可以为更多的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中观层面推动新型城市化和区域都市圈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质量和治理能力，促进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健康发展。疫情三年证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果过去的城市化是以房地产投资为驱动的空间延展模式，那么振兴计划中的城市化则是补短板，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智慧城市的方式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职能。疫情主要发生在城市，抗疫是一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疫情管理检验的是不同城市的治理水平，也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城市化的短板。因此振兴计划中的城市化应该以抗疫战中的种种经验教训为借鉴，施行“再城市化”战略，一方面摈弃房地产投资为主的空间拓展模式，加大城市公共服务的投资，另一方面以都市圈、城市群为区域战略，进一步发挥空间集聚效应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通过区域经济增长全面开花带动全国经济的疫后复兴。

　　宏观层面要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一是在国内推动市场一体化，即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国外推动新一轮全球化，重新积极利用海外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局势下，积极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过去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由于疫情防控、地缘冲突、中美关系剧变、供应链迁移等原因，中国企业的外部营商环境发生变化，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在国内，虽然形式上是统一的市场，但是各种制度性障碍，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市之间为了本地区的政绩，采取了很多地方保护的举措，加上各种治理运动，让民营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有时比海外还复杂。这些虽然都是问题，但恰恰说明，一旦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就会释放出来，不仅对疫后经济复苏，对中国的长期高质量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推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体系，加快各方面国家通用的标准化建设，实现户籍的更便利转移以促进要素市场流动，实现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一体化等。

　　海外市场是民营企业的重要阵地，跨国经营或全球化是检验民营企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华为2B端、复星2C端（全球家庭消费产业）的全球化战略，可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自己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海外市场的开拓政策上，外交要立足于为企业建设良好的国际商贸环境，鼓励有能力的民企出海进行跨国经营，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强海外交流，组织专业的熟悉国际规则的招商团队到海外路演、参会、洽谈、招商。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已经与世界接轨，三年没有线下接触的情况下应该抓住时机主动走出去，在全球尤其是主要的发达国家结交朋友和改善关系。这需要认识到中国当前还不是发达国家，中国的企业需要学习借鉴海外经验、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地方还很多。

　　全面振兴计划并非没有重点而笼统的展开，贯穿始终的一条线是重新激活“休克”的民企企业，进而带动家庭消费需求的回暖，信心回暖后房地产市场等会逐渐恢复，然后带动更积极的投资活动，经济就会走出低谷回到合理增长的轨道上。那么如何激活民企的积极性和活力，这可能不仅仅是给钱给政策的短期层面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些深层次的举措，包括改善法治环境和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水平。当务之急是“无为之治”，因为“战后”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政府放权让利，放水养鱼。只要给予足够安全、自由的空间，韧性十足的中国民企自己就会满血复活，重新活跃起来，成为疫后经济全面振兴的主力军。

　　民营企业也应该树立战略思维、宏观思维，放到发展进化的历史进程中，理性认识到中国当前阶段的各种复杂性。当前的各种政策的确很难像以前那样处于“帕累托区域”，即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和效率。后发展时代是矛盾丛生的风险型社会，机遇和挑战交织在一起，这对过去只埋头苦干的民企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家应该努力拓展认知曲线，加快企业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方能跟上这个充满巨变的世界。

　　中国后发展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处于一个从发展中模式向发达模式的过渡阶段，具体的表现是从投资型、要素型社会，向消费型、创新型社会进化。从微观角度看，人的日常需求：吃穿住行健康，基本的吃穿住行已经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后发展时代中国需要重点解决健康和精神消费问题，需要各方面的消费升级。认识到这一点，民营企业应该摈弃过去的旧做法、旧产能，需求侧立足于居民消费和健康，供给侧立足于创新研发和品质提升，形成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在疫后经济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实现经营模式的全面变革。

　　疫情发生后证明民营企业最需要两个能力，一个是战略管理能力，一个是危机管理能力。这两种能力，在过去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是比较欠缺的，因为那时最需要的是敢闯或冒险能力。只要企业敢干，就能跟着中国经济这艘高速列车向前跑，赚取的是“时代红利”。现在时代不同了，民营企业在各种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各种惊涛骇浪中生存发展，必须具备这两大能力。比亚迪的新能源战略是战略转型成功的典型案例，从一个生产充电电池的供货商，在疫情期间一跃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三年疫情期间各项业绩逆势飙升，原因并非偶然，而是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聚焦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定力。复星集团在疫情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危机管理能力，在文旅等业务遭受疫情冲击营收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果断“瘦身健体”，出售非主营业务板块和资产回笼现金流“过冬”。同时进一步聚焦“家庭消费产业”这一核心战略，找准机会主动加大全球布局，不仅成功度过了三年疫情的严酷考验，还顺势完成了战略转型，是将危机管理和战略管理成功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

　　中国还有更多这样卓越顽强的民营企业。大疫三年是“长征”的三年，优胜劣汰的三年，强者恒强的三年。中国已经度过疫情最难的时间，当前处于战后休养和重建阶段。政府和国企在战疫中已经尽力了，疫后经济的全面振兴需要民企来做主力军。我们相信只要拿出改革开放初期的理念和精神，休养生息、放权让利、放水养鱼，做好现代市场经济的配套设施服务，中国经济很快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在此期间，民营企业是最有活力，最有韧性，最能发挥连锁效应，在疫后经济全面振兴中贡献最大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