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在《经济学动态》发文称，阅读了《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之后，深感这本新著称得上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张卓元认为，该书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当代经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愿景，试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遵循，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和现代经济学演进为参照，彰显了中国经济学基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从“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把握稳定化政策的中国特色，从即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新阶段把握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从理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由此展开了中国经济学的新探索。

　　另外，张卓元还指出，全书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主要贡献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与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探索；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版发展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底色。

　　自20世纪初严复翻译《原富》以来，经济学作为西学之一支传播到中国，至今已逾百年。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经济学的小学生，中国经济学的初期发展历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学习借鉴之路，学习的对象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西方经济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所关注，中国经济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底气和灵魂，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和探索。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虽然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减贫奇迹等为举世所公认，但关于中国的伟大叙事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系统总结和升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还较为弱势。回应“熊彼特之问”（即经济早熟但理论滞后），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根本上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自主”主要体现在：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晓晶研究员的专著《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阅读之后，深感这本新著称得上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该书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当代经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愿景，试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遵循，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和现代经济学演进为参照，彰显了中国经济学基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从“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把握稳定化政策的中国特色，从即将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新阶段把握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从理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由此展开了中国经济学的新探索。

　　全书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结构性调控，而这一点在过去恰恰为主要发达经济体所忽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政策失误是只关注了总量指标（如通胀、产出、就业、资产价格等），而忽略了结构性指标所蕴含的风险。比如，大稳定时期，产出缺口与通胀指标都相当稳定，这导致宏观管理当局误判，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从而忽视了产出构成、杠杆率水平、外部失衡等结构性变量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这也是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只有总量调控而缺乏结构性调控的必然结果。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因此一直比较重视结构性调控。诸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政策等，这些原本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被视作“扭曲”的结构性政策，在中国却一直不乏实践，并不时显示出其成效。2008年危机以后，这些结构性政策的正当性才开始为西方主流学界所“追认”。当然，结构性政策不是“万灵药”，必须注意其适用范围。总之，中国宏观调控最终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要符合某个国外的理论。这种自信在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后得到了明显增强。

　　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冲击是突出了结构性调控，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冲击则是突出了金融问题的重要性。宏观经济学没有金融篇章，堪比《哈姆雷特》中没有王子。本书作者认为，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把金融找回来”。一方面，通过金融周期、金融网络与宏观金融关联，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方面进行拓展；另一方面，通过在险增长、跨周期调节和资产负债表方法等，促进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实际运用。

　　需要强调的是，新范式宏观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沿着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作纯学术的探讨。事实上，因为纳入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如结构性调控、跨周期调节等）和基于实践的理论探索（如存流量一致方法、资产负债表方法等），使得新范式宏观经济学在不断总结与升华中国稳定化经验中得到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版发展经济学。概括地说，其初衷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起飞”之后、进入新常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应用新的战略思想、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引领中国经济迈向高收入和现代化经济体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特别强调，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谱系”中，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恰恰为现代经济学所忽视。低收入阶段的问题由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解决，高收入阶段的问题由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解决，但在后发经济体的起飞到发达经济体的新古典增长之间还有一个断层或者说理论空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新的发展经济理论。

　　与传统发展经济学不同，中国版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不再是经济体的低收入阶段，而是中高收入阶段；不再是启动增长，而是如何应对结构性减速；不再是突破贫困陷阱，而是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再依赖不平衡发展战略，而是转向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机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使经济能够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轨道，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发达的经济体。这种自我持续增长单靠经济机制可能无法实现，而需要一种社会经济范式的变革。这就是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或者说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典型的赶超型发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赶超型发展创造了增长奇迹、减贫奇迹，但也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即经济社会发展诸种形态的高度浓缩与叠加，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跨越、叠加过程中的扭曲、张力以及各种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这些既是“快速成长”的烦恼，也是对后发赶超型现代化面临挑战的真实写照。中国经济学需要对此作出理论回应。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仅是回应“熊彼特之问”，更是要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时代是出题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个大写的题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马克思起的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把它当做现代化的典范。作为原生自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走过的路径相对清晰，即先是经济增长，然后是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最后是政治发展（对此学界亦有争议）。能够这样“从容”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是很多。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但二战以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早期现代化国家对后发赶超国家的“示范作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期望。现代化是多维的，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但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自有其不同的轨道和时间表，没有理由一定会协同推进。成功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并行发展。不能说，有了发展的某个方面（如经济），其他方面就一定会伴随而来。尤为重要的是，如果现代化的诸方面不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往往会带来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就中国而言，经济现代化有了长足进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似乎相对滞后。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的协调和平衡是中国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都离不开历史基因。

　　在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属于早熟的文明。文明早熟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早期繁盛，以及由此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和价值。“早熟”的判断体现出中华文明并未按“自然的、常规的”演进路径去发展。而这个所谓“自然的、常规的”路径往往就是作为参照系的西方文明的演进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又要回到“西方中心论”，更不必强调只有西方国家的演进路径才是唯一“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谈中华文明以及中国特色，不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特色”一定是比较的产物。这里的文明早熟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赶超遥相呼应，恰恰印证了那句俗语：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因为无论是早熟还是赶超，都是指中国的发展没有走“寻常路”，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

　　进一步而言，我们不能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与过去五千年的经验割裂开来。虽然我们呼吸着新社会新时代的空气，但是，今天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等，都有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烙印。这也决定了，所谓中国特色，是以千年为单位所形成的“长时段”的特色，如果拘泥于概括一时（十年或几十年为单位）的特点，反而不能把握本质。此外，中国的历史传统并不都能代表中国的优势，特别是在不同的时空、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的时候。比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整体论思维、中庸思想、秩序伦理和威权主义等等，这些往往被视为中国的经验或特色；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都应该一成不变地被继承和发扬。事实上，一定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我们反思、修正和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掩卷之余，一个很深的感触是，本书关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很多思考。有一些还只是一些思想火花，有待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有一些领域还需要扩展和进行探索；更多的是有待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科学概括。但中国经济学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理论命题，这也是“自主”的体现。正如张晓晶在本书后记中所说，交上这份“答卷”，心中仍是忐忑的。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学主题的宏大，还因为实践在发展，中国经验还在不断地丰富、积累和拓展。希望张晓晶的新著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把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宏伟工程不断推向深入，着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